从1954年开始，随着黎湛铁路贵县段、贵县高中、贵县化工厂、西江大桥、南梧公路、南广高铁等一批基建项目的推进和城市的发展，考古工作者对贵港城区的罗泊湾汉墓、风流岭汉墓、深钉岭汉墓、马鞍岭汉墓、孔屋岭汉墓等古墓葬和贵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考古工作的进展，使得贵港沉睡在地下2200多年的文明史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也揭开了一些长期萦绕在人们心底的历史谜团，比如桂林郡、郁林郡郡治布山的所在地究竟在何处。1954年至今已经70年，回顾贵港城区70年的考古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展望未来。
贵城遗址考古现场。（记者张智荣摄）
贵县古墓葬群位于贵港城区范围内，是自治区人民政府1963年2月26日公布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分布范围大致南起郁江右岸南江村，北到南梧二级公路北边耕地，西达贵糖原址、西江农场场部，沿风流岭、大公塘，经旧飞机场，迤东至罗泊湾、南斗村和铁路桥，南北约4.5公里，东西约7.5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古墓群分布密集，数量众多。古墓葬群年代上限可至西汉，下限至清代，其中以汉代墓葬为主，规模、形制多样，有的古墓还留有高大的封土堆。到目前，已累计发现或发掘古墓葬1000多座，出土各类文物1万多件，是自治区博物馆、贵港市博物馆馆藏文物的主要来源。
罗泊湾汉墓出土的国宝级文物——翔鹭纹铜鼓的鼓身纹饰。（记者张智荣摄）
1954—1975年：贵县古墓葬考古第一个小高潮
1954年，贵县中学高中部校舍在县城北郊的圣塘南边火热兴建，并于当年秋搬到新校舍。1954年9月25日，黎湛铁路正式动工，并于次年7月1日全线建成通车。
贵县中学高中部、黎湛铁路贵县段等项目的建设和县城北郊的开发利用，让贵县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考古小高潮。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谢广维近年来多次主持贵港城区的古墓葬、贵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据他统计，仅1954年至1955年4月，考古工作者就在贵县城郊清理汉墓129座，其中西汉墓25座、东汉墓104座。这些汉墓中，最早的相当于西汉中叶，晚的可能到魏晋时期。墓中共出土随葬品5017件，包括金银器、铜器、陶器、玉石器、兵器等。
其中，贵县高中1954年2月在开建体育场时，将学校里的土堆铲平，发掘出古墓葬18座。当中有一座较大型的西汉晚期（或东汉初期）木椁墓，底径25米、封土堆高6米，从出土器物看应该是1座较高等级的武将墓。这座墓在贵县首次发掘出一件铜鼓，直径42.2厘米，其他如铜壶、铜釜、铜博山炉、铁剑、铁戟、铁刀等随葬器物也相当丰富。墓中有一件铜马镫，体圆直而浅，口径9厘米；柄附于腹部，扁长微弯，长10厘米，应该是早期的单镫。在这一时期清理的汉墓中，共出土西汉马镫1件、东汉马镫12件。马镫是一件看上去不起眼，但却被认为是对古代社会进步意义很大的技术发明，它是骑马时的踏脚和支撑装置，马镫的出现使得骑马更为便捷和稳定，让人和马的结合更为紧密，从而影响到战争形态并可能间接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在贵县高中的古墓中，一座复式圆锥券顶的东汉砖室墓结构保存较好，墓中使用大量有手掌印纹的灰砖，为人们了解东汉时期的墓葬结构提供相当宝贵的实物资料。此外，黎湛铁路贵县段建设中也对大量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铁路新村、贵县火车站等地均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自治区博物馆、市博物馆馆藏的很多重要文物即出土于铁路新村和贵县火车站的汉墓。
1955年10月23日至25日，在贵县县城北郊的汶井岭又清理汉墓几十座，一座东汉土坑墓出土器物相当丰富，有陶猪圈、陶屋、陶井、陶灶、铜镜、铜带钩、铁刀等。其中，陶猪圈的屋中有一人在舂米，屋后的猪圈中一头猪在盆内吃食，生动地再现了东汉时期普通人家的生活场景。
1955年11月27日，广西文物管理委员会田野考古工作组在贵县北门附近粮仓的西墙下清理东汉墓一座，出土带釉灰白陶的陶罐、陶壶和铜盆、铜锅、铜钱、铁剑、水晶珠等。1956年7月，为配合贵县城区和平大马路建设，广西文管会在新牛岭发掘古墓葬一批。其中新牛岭三号墓是西汉晚期墓，出土阳文“五铢”陶钱12枚，这是首次在贵县汉墓中发现此类陶钱，为研究汉代墓葬的钱币提供了新资料。随后发掘的新牛岭四号墓则为近“十”字形的土坑墓，在那两年清理的两百多座汉墓中，尚未发现像这样结构的土坑墓葬。
1956年4月间，考古工作者对贵县东湖边新发现的古墓进行了清理，其中二号墓为东汉墓、四号墓为西汉墓，两座墓的随葬品主要是陶器、铁器、铜器、琥珀珠、水晶珠等。50多年后的2013年，东湖边的贵县师范学校旧址再次发现了11座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的汉墓。
1976—1995年：高等级墓葬，为布山在贵港提供关键证据
从1976年到1995年，贵县发掘并清理了罗泊湾一号墓、二号墓和风流岭西汉墓等高等级的汉墓，以及铁路新村（1982年发掘12座）、深钉岭（1991年发现40多座，清理25座）、孔屋岭（1991年清理36座，1994年清理1座）等汉墓，这些墓葬都在贵县古墓葬群的核心区，出土诸多极为珍贵的文物。其中罗泊湾一号墓为王侯级别，墓中出土多件烙印有“布山”或“布”（布山省文）的文物，为秦汉桂林郡、郁林郡郡治布山在何处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1976年发掘的罗泊湾一号墓被评为当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到贵县指导大墓的清理。罗泊湾一号墓位于郁江北岸约一公里处，西距贵县县城五公里。该墓封土高大，当地群众称为大坡岭。1976年6月下旬，贵县化肥厂扩建时，发现了此墓的墓道和陪葬的车马坑，坑中出土了一些鎏金铜车马器，随即对此墓进行发掘。
这座墓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封土高约7米、底径约60米。封土堆层层夯实，封土下为墓室、墓道和陪葬坑，墓室椁板下还有殉葬坑和器物坑。从墓顶到墓底深约11米。墓道长41.5米、宽3.2米，为斜坡式。在距离墓道22.7米处，东侧有陪葬坑一个，呈长方形，南北长3.7米、东西宽2.8米、深1.8米，出土铜车马器30多件。椁室结构复杂，由盖板、壁板和底板用榫卯扣合，板缝间填塞棕和麻皮。前室部分盖板和壁板有损坏，其余均保存完好。盖板和底板各横铺28根大方杉木，其中最大的一根盖板长7.6米、宽0.48米、厚0.30米。东、西、北三壁用大方杉木垒砌，南壁用厚杉木竖立封闭。底板下还有纵放的枕木托垫。椁室内高1.8米，用木板分隔成前、中、后三室。前室、中室又各纵向隔成3个椁箱。后室纵横隔成6个椁箱。椁箱顶部有盖，都用较小的木条拼成。
椁室底板下，发现7个殉葬坑，每坑有棺一具。椁室的头箱下，殉葬坑的北端，有东西横向排列、相距一米、大小相同的随葬器物坑两个。根据椁室内出土的一件木牍《从器志》的记载，可以看出墓内的随葬器物不论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很丰富。而且大部分器物都用竹笥盛装或用布帛包裹。由于椁室早年被盗，留下的漆器、木器也被扰乱破坏，只有器物坑保存完好，有些器物甚至完整如新。
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自治区博物馆副研究员巫惠民均参与了当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据他们回忆，罗泊湾汉墓发掘一波三折，梅开二度，终结硕果。罗泊湾汉墓具有双层棺椁，三墓室十二椁箱，相当于秦汉时期王、侯一级官吏的葬制。同时还陪葬大批珍宝，用七人殉葬。这种规模只有郡守或郡尉一级的高官，才能拥有。罗泊湾汉墓出土的上千件珍贵的青铜器、陶器、玉石器、漆木器等，许多均是国家珍贵文物。在1995—1997年全区文物藏品定级评审中，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全区被确认的一级文物共284件，罗泊湾汉墓就占28件，其中翔鹭纹铜鼓被评为国宝级、国家一级文物（广西仅评出2件）。罗泊湾一号墓幸存文物上，有“布山”或“布”（布山的省略文）地名的，除了漆器和铜鼎之外，铜锣、铜钟、铜桶、铜勺上也见到，如此多带“布山”地名的器物集中一地，而且于国内现知是唯一的一例。王侯级罗泊湾汉墓的考古发掘，为确认城区即是布山县城所在地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罗泊湾二号墓西距贵县县城6公里，位于郁江北岸约1公里处一个低矮土坡上。墓葬与1976年发掘的一号墓一东一西，相距数百米。当地群众因其地势相对较高，封土堆高大，习惯把一号墓称为大坡岭，把此墓称为二坡岭。自治区博物馆原副馆长蓝日勇在发掘报告中写道，1979年4月至6月，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会同贵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该墓进行了钻探和发掘。二号墓的规模仅次于一号墓。墓中殉葬品虽经窃盗，但仍有价值昂贵的金器、鎏金器、玉器等，这些遗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墓主拥有财富的雄厚。特别是人殉和木俑的发现，更表明死者绝不是普通官吏，而应是一个生前拥有贴身奴婢和奴隶的地方高级贵族。出土的“夫人”玉印，也可说明这一点。按照汉代制度，一般人的妻子不能称“夫人”，丈夫享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的方能称为“夫人”。二号墓中随葬“夫人”玉印，其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无疑是超出一般人的。再从此墓有“家啬夫印”封泥出土看，也可以证明墓主当时的身份确实是相当高的。因为汉代一般把列侯和诸侯王的居处称“家”，较低身份的官吏在正常情况下不能使用这种称呼。在汉代，“家啬夫”当是主管墓主家事的家官。根据汉代侯王有家令、列侯有家丞的制度，墓主人有可能是南越王派驻本地的相当于王侯一级官吏的配偶。
1978年5月，贵县水电设备厂、贵县煤建公司、贵县装运公司、玉林地区农机公司贵县仓库、贵县木材加工厂、贵县附城公社大圩猪场、广西二七三地质队等单位，在黎湛铁路两侧破土兴建厂房、宿舍、学校等基建工程时，又发现许多汉墓。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与贵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一起，于同年5月至7月，配合上述单位的基建工程，共清理和发掘19座汉墓。关于这批墓葬的年代，虽然随葬品中未发现有纪年铭文，但从各个墓葬的结构形制和随葬器物的造型、纹饰等方面的情况来看，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第一类土坑木椁墓，在两广地区多见于西汉至东汉前期，与广州动物园所发掘的西汉墓极为相似。第二类墓都是砖室墓，在贵县地区已发掘的数百座汉墓中均属于东汉时期，与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相似。两广地区的砖室墓，东汉前期绝大多数都是小型单室墓，大型墓则出现于东汉中、晚期，盛行于东汉后期。第二类Ⅱ型墓中的水电M10，虽然墓内随葬品被严重盗扰，但以凤鸟花纹砖来建造整个墓室，这在广西尚属首见。此外，这次发掘的汉墓，几乎每座墓都有玛瑙、料珠等装饰品，查阅有关史料，未见本地有生产的记载，这些玛瑙、串珠等装饰品很可能是从海外输入。
1980年7月底至9月初，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会同贵县文管会配合贵县西江大桥工程建设，在石羊塘风流岭清理了一座西汉木椁墓。在风流岭一带，以前曾清理过古墓30座。这次清理的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土坑木椁墓，编号为贵风M31。墓的封土呈半圆形，直径41米、高6.5米。墓室方向正东，长方形竖穴，四壁平直，长8.3米、宽5.05米、深2.85米。在墓道北壁设南北向的车马坑一个，长5.1米、宽3.3米、深1.5米。墓室早年被盗，椁室内部遭受破坏相当严重，棺内空无一物，头箱、边箱的器物也几乎被盗一空。较重要的文物均出自车马坑，共有铜器、铁器、漆木器等。其中出土的铜马为雄性，分头、耳、身躯、四肢、尾等九段铸造装配而成。自足至耳高115.5厘米、长109厘米、马背宽30厘米。这匹铜马是岭南地区出土年代最早、体型最大、最精美的铜马。车马坑中还出土铜俑1件，为一络须老者，戴冠，身着长袍，披甲，高鼻，深目，两眼正视前方，面目端庄朴实。贵风M31是继罗泊湾汉墓之后发掘的又一座规模较大、结构严谨的墓葬，墓主人无疑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虽然随葬品所剩不多，但车马坑内出土的一套车马器，特别是体型高大的青铜马，除了秦始皇陪葬坑出土的以外，在全国是很少见的。铜马高大，采用分段铸造然后套合的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冶铜铸造技术水平。各种彩绘饰板的出土，是广西汉墓中的首次发现，也少见于其他地区的同期墓葬，是考古研究的新资料。
1982年12月由广西文物工作队发掘的贵县铁路新村3号墓出土了东汉俑形活动陶流壶、四角六楼陶城堡、俑形黑陶灯、青玉狮子等一批珍贵文物。东汉俑形活动陶流壶是一件以俑形作壶的盛器，构思独到，制作工艺技术较高，是难得的一件珍品。四角六楼陶城堡则展现了汉代城堡建筑风格和特点。其中俑形活动陶流壶、俑形黑陶灯和1980年风流岭汉墓出土的铜俑、1955年贵县高中14号墓出土的汉代胡人俑陶座灯、2007年密岭出土的人俑座陶灯一样，均为外国人的样貌。自古以来，西江就是一条黄金水道，承载着南来北往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具有多重历史价值的贵港文物，充分印证贵港自古就是通江濒海的必经重镇，是沟通内地与海外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1996年至今：古墓葬考古发掘持续不断，贵城遗址重见天日
地级贵港市成立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贵港城区古墓葬、古城遗址考古发掘持续不断。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贵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它证明了古城布山（贵港城区）既有古墓葬又有古城址，用充分的证据证明布山就在贵港城区。
在这一时期的古墓葬考古方面，1996年12月至1997年1月在马鞍岭发掘了3座汉墓；2007年到2008年，考古工作者在密岭抢救性发掘汉墓一批；2009年9月，为配合绿洲小区房地产项目，在孔屋岭发掘汉墓3座；2010年8月至10月，为配合南宁至广州高铁建设，在马鞍岭、梁君垌沿线发掘古墓葬15座；2013年8月，为配合东湖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在贵县师范学校旧址发掘古墓11座。2017年5月，为配合同济大道建设，发掘古墓葬9座。2019年，配合客世界商业广场建设，发掘古墓葬100座。2022年，为配合城区八一路建设，发掘东汉墓1座。
在这时期的古墓葬考古中，马鞍岭梁君垌汉至南朝墓的发掘有着重要的意义。以往对贵县古墓群的年代界定为“汉至晋”，本次发掘的南朝墓扩大了古墓群的内涵。此处墓葬年代跨度大，形制多样，延续性较好，对了解贵港东汉晚期至南朝墓葬的文化内涵、分期演变及年代发展序列提供新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为研究汉代葬制及广西汉代航运交通提供生动的实物资料。其中M11发现“元康八年七月一日学□”铭文墓砖，为当地墓葬的断代和建立分期发展序列提供可靠的依据。从M14出土的“咸驩丞印”可知，墓主人当为东汉咸骥县之县丞（咸驩为汉九真郡辖县，位于今越南乂安省演州县一带）。该墓是目前国内发现为数不多、墓主身份相对明确的县丞墓，对于研究汉代低品级官员的埋葬习俗提供较为详尽的材料。本次发掘出土的器物，除形态各异、惟妙惟肖的各种陶塑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外，同一座墓葬中，出土代表水陆交通工具的陶船和牛车在广西汉墓还是首次。M14中的“附鼓俑红陶船”全长64.8厘米、中部宽19.4厘米、高23.9厘米，是广西出土的最大、最精美陶船。船上有大小陶俑15个，船头8人划桨，4人擂鼓，船舱里还有2人，似在歌舞吟诵。这件陶船应为东汉晚期，从船体结构看，是一艘大型内河航船，这也是贵港自古作为西江黄金水道重要港口的实物资料。其余器物如I式屋、I式仓、博局四灵镜及部分模型明器也与广州汉墓的V型屋、Ⅱ型式仓、牛车、侍俑、船、城堡附属建筑等极其相似，这从侧面反映西江黄金水道在秦汉时期沟通两地的重要作用。
2008 年，在对港北区政府旧址进行开发时，首次发现了贵城遗址。2008年至 2023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联合市博物馆对该遗址先后进行多次考古发掘，不仅发现大量秦汉至明清时期的遗迹、遗物，还发现汉代城壕、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城墙基址等与城相关的遗存。在贵城遗址现场，汉代柱础和不同时期的水井、道路、房址、磉墩、铺地砖、排水系统等遗迹，以及掩埋于地下的陶瓷、瓦当、砖块，这些遗迹一处挨着一处，勾画出从秦汉至明清时期此地的历史变迁和城市繁荣。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贵城遗址考古队队长谢广维介绍，贵城遗址的南城墙及部分西城墙布局完整、结构清晰。其中南城区基址全长约650米，整个城墙基址包括夯土墙及外包石墙两部分，墙体中东部相对平直，西部折向西南。夯土墙始筑于唐代，此后宋元明清时期均有增补扩建，外墙石墙基为清代修筑。此外，遗址中还发现大量西汉时期的瓦片及云树纹瓦当，其形制特征与广州南越宫苑遗址出土的瓦片、瓦当基本相同，表明遗址早期堆积的年代与南越宫苑遗址大致相当，也表明贵港在 2200 多年前已经形成规格较高的城市聚落，同时贵城遗址的发掘也为印证贵港各个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发展状况、城市布局及变迁发展提供重要实物证据。
贵城遗址具有延续时间长、文化堆积系列清楚的特点，几乎包括从西汉至明清时期的所有堆积，相当于一部埋藏于地下的贵港历史，这在广西乃至全国都是少见的。2019年11月，前来出席“岭南首郡——桂林郡考古成果研究和遗址保护研讨会”的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教授郑君雷表示：“贵城遗址显示出其作为东南西北交通枢纽的地位。”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认为：“贵城遗址的发现证明广西从秦汉时期便已融入以中华文明为主导的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10余年对贵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人们发现从秦末南越国时期一直到明清时期的文化层堆积，其数量之丰富在广西乃至整个华南地区都很少见，把贵港的建城历史推到2200多年前。目前，考古工作者对贵城遗址的发掘、保护还在持续进行。 （张智荣）
